公司治理是现代管理的新课题，然而也没有离开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冶的老套路，有学者建议在公司治理中实行“严刑峻法”就是一个证明。从公司治理所面临的现实来看，实行更严厉的治理措施即实行“严刑峻法”，确属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想在公司治理中与处于强势地位的管理者相抗衡，一般的说服与劝告往往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甚至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假如当处于强势地位的经营者不断吞食国有资产旁若无人，而治理者只是去进行道德劝导，那就正如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所说：“言道德者，溺其职也。”(《史记.酷吏列传序》) 

　　在管理力度上，古人把实行“严刑峻法”称之为猛，而把“道之以德”的处置态度称之为宽。在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中施之以宽能够解决问题当然是好事，但是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恰恰是施之以宽失效之后的产物。假如职业经理人“败德”行为大量滋生，屡禁不止，采取施之以猛的对策则势在必行。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子产政绩颇佳，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太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左传.论政之宽猛》)但是太叔不以为然，“不忍猛而宽”，继续实行宽松的政策，结果盗贼滋生，杀人越货者不绝，弄得天下人人自危。太叔这才想起子产的临终嘱托，“吾早从夫子，不及此”，于是改用“猛”的政策，实行严刑峻法，这才使局面得到扭转。公司治理的课题就类似于继任这太叔的使命，不能再以“有德者”自居不肯退而求其次。其实，不论继任者本人是否为“有德者”，以宽服民的政策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必须纠之以猛，这才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也。 

　　我们知道，公司治理是两权分立与企业利益主体多元化之后的产物。如果说两权分立是在企业管理中施之以宽的话，那么在它之后应运而生的公司治理必然要继之以猛。企业的所有者将经营权让渡给职业经理人，是基于一种信任，是假定经营者诚实守信和可靠，至少是理性的。但是尽管有一定的“契约”为依托，现实情况复杂多变，“契约”无法事先全部予以囊括，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空子”，结果是失之以宽。纠之以猛是逻辑的必然。其实，在公司治理中如果仅仅以道德说教行事，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在没有提出公司治理的课题之前，企业并不缺少这样的机制。仅仅强调道德说教的公司治理，不是机构的重复设置就是在犯太叔的错误，可能会给经营者的败德行为提供庇护的“萑苻”场所。 

　　在公司治理中“言道德者”似乎合乎“荣耻观”的要求，怎么还会是一种“溺职”呢？这是因为严酷的事态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难免会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新旧价值观或者不同层次的价值观之间有冲突，而经营者可以在其间左右逢源时，他就有可能会“狎而玩之”，利用其间的冲突为自己的败德行为辩解，从而免除自己的道德义务。例如以甲价值观对抗乙价值观，反过来又以乙价值观与甲价值观抗辩，结果两方面的价值观都没有得到维护，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以至冲破基本的道德底线，给企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公司治理如果仍然停留在那种期盼道德约束产生奇效的层面，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像“与虎谋皮”那样的可笑与可悲，甚至将演变成一种姑息养奸，这不是“溺职”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