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经济理论界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逐渐的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这造成很多商业行为将在灰色地带运行，企业家将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有“资本身份”的环境，跟几乎所有发达的商业国家不同，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本支柱力量，对这部分资本的变革、壮大与保护是企业改革最主要的方针和使命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一直受到税收等多方面的优待，而萌芽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则在成长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三大资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的内在动力和表象的根源。显然，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必须学习去警惕和防范纯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这种环境及所需要的应对智慧，并非西方管理思想及欧美大牌商学院所能教授。

　　正因如此，“中国式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现为具有浓烈和独特中国式特征的政商博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博弈景象：

　　其一、产权清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

　　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产权清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战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企业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案堪称经典，它们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努力下成长起来的，而最终因政商沟通破裂而酿成悲剧。

　　其二、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中，宏观调控往往成为一个半周期性因素。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德隆、顺驰、铁本等等，它们都因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其三、地方利益格局中的牺牲者

　　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态势直接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资源的区域性分割，各省市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落于这种利益之争中。在华晨案例中，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最富想像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教训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将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数年内，财富积累将主要在两大领域展开：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诞生大量的新产业和成长机会；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进行市场化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