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良勇近两年一直频繁地在国内晃荡。每到一个城市，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当地的电子产品市场。这已经成了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 

　　他今年42岁，长着一个狮子鼻，面相忠厚，总是在店铺密集的街道上低着头走路。一般人很难想到，他是个在巴黎闯荡了25年的温州商人，还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工厂、众多的合资公司，并投资于房地产业。 

　　在巴黎的复杂经历，让他对命运这个东西一直感到不可捉摸。最近的一天，他在巴黎遇到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这位算命先生曾经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一日破产，改行研习占卜。他面色凝重地告诉蔡良勇两个秘密：人的钱财富贵是前世注定的；你命里有横财。 

　　“这两件事我都相信。”蔡良勇咧着嘴呵呵笑了。他笑的时候总是盯住你的眼睛，笑脸伴随着身体无声而持久地摇晃，直到确认他的快乐信息已经抵达了你的感知系统。 

　　但在20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有这种笑容。“那时巴黎的街道永远是雾蒙蒙的，看不到很远；人走路的时候是轻飘飘的，心慌得很。”他回忆说。 

　　 “天堂”里没有阳光 

　　蔡良勇25年前萌生去法国的想法，完全是由于同乡的鼓动和诱惑。他那时才17岁，在温州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那时单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就已经有15万之多，同乡们不断寄明信片回来，让他无法安心。 

　　那是1982年，他终于说服父母，从他们手中蹭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 

　　第一次坐飞机去巴黎，那份紧张与激动，他现在仍记忆犹新，他说现在每年仍然在两地往返飞行，却已经没了感觉，但他那时没有想到的是，就从他走下飞机的那刻起，漫长的穷日子就正式开始了。

　　在到达的第一年里，他不但没看到想象中的“天堂”，就连巴黎的太阳都没见过。他坐在亲戚家灰暗的皮包工厂里，望着眼前的剪刀、绳子、胶水，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他也从此背上了跟所有海外温州人一样艰巨的使命包袱——当老板、发大财。 

　　“我的青春是在苦闷中度过的。”瘦弱的蔡良勇此前根本没动过车衣机，更经受不起日夜赶工的折腾。他做的活儿，质量差、速度慢，根本无法让当老板的亲戚满意。毕竟亲戚接他出国安排他进厂，也是计算了成本的。 

　　一年后，在亲戚的埋怨声中他告别了那家皮包工厂。他先是借了别人的裁缝机，又问其他乡亲借了一点皮，自己设计了一个包，拿到街上去卖。但根本没有人买，他只好挨个找杂货店去推销。一个金边老板抵不过他的软磨硬泡，收下了这个包，付了几个法郎。 

　　“出了店门，我直奔一个食品店，买了一包山楂片，在路上一边吃一边跳。”这是他在巴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以后的无数桩生意，都没有这次交易更激动人心。 

　　但他的皮包梦很快落空了，他接下来做的包都无人问津。房租和生活费的压力开始逼得他在街上乱转。他先是发现了一家法国人的成衣工厂，就跑去那里缝衣服，但他天生不是踩机器的料，笨手笨脚地干了几天就被老板赶走了。好在讲信誉的法国人还是给了他50法郎(一周的工资)。 

　　他后来又找到了一个金边人的工厂，幸运地遇到了同为工友的大玲、小玲两姐妹，两个姑娘虽然技艺不错，却也跟他同病相怜，就想办法保护他。一个月过去了，老板看到蔡的工作状况不佳，想赶他走，两姐妹就挺身而出，她们威胁老板也要辞工。老板无奈，只好勉强留了他半年。两姐妹于是开心地拉着他去歌舞厅庆祝，可到了地铁口，他却很难为情地站住了——口袋里的钱连买地铁票都不够。 

　　蔡良勇发现：成衣工厂在巴黎有很多家，大家都要吃工作盒饭。于是他就跟老板们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国内来的大厨，可以供应晚饭。每个晚上到别人的成衣工厂送菜，他都精神抖擞地跟别人说自己是开车送来的。然后，出了厂门，趁人不注意，拐个弯跳上公共汽车就回家了。可惜一个星期后，他做的菜味道差又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很快就被揭穿了真相。只好再次面临失业的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