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大系统。

　　“治大国”与“烹小鲜”所用的原理策略，所需要的组织架构与领导能力历来相差无几，只是规模大小与权力来源有别而已。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与领导方式和领导风格相关的诸多事例与人物都是可贵的“他山之石”，为21世纪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最富底蕴的智慧与谋略。以史为鉴，可以多些领悟，少走弯路。

　　李广与程不识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但两个人治军的风格迥异。在这里举他们两个人做例子，是想谈一谈领导的方式与风格对事业的影响。

　　李广是有名的飞将军；程不识，可能除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人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在汉朝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两个人是齐名的。他们一个是现在河北省的太守，一个是今天山西省北部的太守。当时的太守大多是边境上的守将。

　　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都是名声很大的人物。司马迁是李陵的好朋友，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受了宫刑。李广由普通军人成为一代名将，史书说，他能叫出部下士兵的名字。李广是边郡太守，领军万人之众，他不可能叫出那么多名字来。实际上，他是和他周围的亲兵关系密切。李广训练部队以恩义相结，不重纪律，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用自由的作风，不拘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常获胜，有时即使士兵比较少，也能以少制众，反败为胜。李广时常带领少量精锐突击队突袭匈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比如有一次就被匈奴俘虏，但他夺了匈奴的马逃出来了。还有一次是用类似“空城计”的险计脱围：他自己骑着马，缓缓后退，匈奴以为这是诱敌，不敢贸然前进。其实，李广的做法不是带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匈奴时，大军五道出击，武帝不让他领导正面的军队，只让他率领辅助部队，未尝没有道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的悲剧，造成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诵。

　　李广的孙子李陵带五千名荆楚健儿出塞，这些汉军都是步卒，无法和匈奴的骑兵对抗。李陵率军从居延(在今天的额济纳河流域)出发，进入大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李陵的敌人是匈奴的右贤王，他的部队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很强，李陵要想取得胜利是极其困难的。最后他的五千人的军队覆灭，他本人也被俘了。李广和李陵作战很勇敢，但靠个人英雄主义无法打赢一场大的战争，这不是统帅的做法。作战不是逞强，不是炫耀自己。要论作为一个指挥官，李广和李陵都是不够格的。

　　程不识和李广、李陵相比，有鲜明的特点。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纪律训练，分成部伍，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前面一定有斥候，左右一定有掩护，一队一队互相呼应，互相照管，安营扎寨很有章法。行动起来，全军一起行动；扎下营来，敌人冲不动。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但他自己也没有取得过重大的胜利。程不识应当算是极为稳重的将领。在西汉，人们都知道程不识是名将，因为他战不败。而李广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就好比在赌场赌钱，不是大赢，就是大输。程不识则能够不断地积累胜利。

　　李广、程不识代表了两种指挥管理的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两个人之间难作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来说，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以顶五万人来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不至于轻易被打垮的。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所以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句话说，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到第二级，无法下达到第三级以下。这样的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具体说来，居上风的时候，李广的军队较容易成功。平常的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是适当地调和这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是另一门大学问。从一般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不知道眼下的局势如何，还是选择程不识那种类型的人才或者采取程不识那样行事的作风比较稳妥一些。